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，不仅维护着自然界的生态平衡，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和环境要素。中国的森林，在原始社会时期覆盖率曾高达64％，而到1949年建国之初全国森林覆盖率已下降到8.6％。人口增加、农牧业发展、木材消耗及战争破坏，是森林资源缩减的主要原因。森林资源的缩减，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，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，许多珍稀物种濒临灭绝，在西北、华北等地区造成了土地干旱和荒漠化，在东南、西南等地区造成了水土流失、洪涝水患、石漠化等灾害。

专门设立《森林资源与生态分典》，辑录中国古代森林资源与生态方面的文献史料是非常必要的。《森林资源与生态分典》下设森林分布、森林植物和森林动物三个总部，总部之下设部，部之下直接设立条目。分典共分两册，收集了近500种植物、200多种动物资料以及资料分布情况等约430余万字，既有对森林、动植物的客观描述，也有关于它们的历史典故、诗词歌赋等。

《中华大典》是立足于现代学科分类体系而编纂的大型类书，如何结合现代学科体系，科学地划分和编辑条目，关系到《森林资源与生态分典》的顺利编纂。我们根据中国古代森林资源与生态史料的特点，在整理古代森林动植物史料的时候，依据传统动植物分类标准，融入现代生物分类方法，把传统的动植物分类体系与现代学术规范相结合。例如，我们首先依据传统动植物的分类体系，将森林动植物分为木类、果类、草类、竹类、菌类、禽类、兽类、虫类、其他森林动物类等，在此基础上纳入现代生物学的分类方法。如“兽部”主要收录与山林有关的哺乳动物，条目的排列，大体按照了食肉目、有蹄目、啮齿目、翼手目、食虫目、灵长目的顺序。当然，古书中存在大量同物异名、同名异物的资料，这给分类整理带来了很大困难，如古籍中的“桐”，不仅有梧桐科的梧桐、大戟科的油桐、玄参科的泡桐，还把胡杨称为胡桐。为了便于检索和资料的相对完整，在编辑时，将它们统一放在了“桐”这一条目下。条目较多的草部，为了方便检索，也没有按照现代生物学的分类方法进行排列，而是直接以首字母拼音顺序进行了排列。

《森林资源与生态分典》勾勒出中国古代森林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，如宋代沈括《梦溪笔谈》记录了宋代北方森林的破坏：“今齐鲁间松林尽矣，渐至太行、京西、江南，松山大半皆童矣。”明清方志中更有大量对森林采伐和破坏的记载，如清同治《郧阳县志》：“竹山旧多黄竹，县以得名。迭经兵燹，无复成林矣。”

森林动植物的消亡和迁移是生态环境变化的重要表征。以大象为例，今河南简称“豫”，《说文》解释为“象之大者”，隐约可见文字草创时期，河南曾有大象存在。随着历史的演进，大象不断南移。南北朝时期，大象还在江淮一带活动。唐代李延寿的《南史》卷八《梁纪》记载：“淮南有野象数百，坏人室庐。”及至宋代，大象已经退至福建、广东一带。元脱脱《宋史》卷二八七《李昌龄传》记载：“雷、化、新、白、惠、恩等州山林有群象，民能取其牙，官禁不得卖。”而今天我国境内的大象已仅存于西南极少数地区。

在《森林资源与生态分典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古人通过对森林资源与生态环境变迁的观察，获得了许多深刻的认识，如北宋郑獬《虎说》记载安陆这个地方曾经有很多虎，但因人口增加及捕猎，最终消失，论述了动物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。南宋魏岘记录了“昔时巨木高森”的四明山“虽遇暴水湍激，沙土为木根盘固，流下不多，所淤亦少”，后来却因“木值价高，斧斤相寻”，导致大水来时“既无林木少抑奔湍之势，又无包缆以固沙土之积……由是舟楫不通，田畴失溉。”这是我国古代最早记载森林可以涵养水源、防止水土流失的文献。历史的经验教训，值得世人的警醒和借鉴。